第二十三章 新约的经文及流传
圣经各卷的更集，过程十分缓慢，详情已不可稽考。福音书和书信，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写成，投递至相隔遥远的目的地。原稿可能是用蒲纸写成，这种纸是由生长在埃及和中东沼泽地的芦苇造成的一种薄而脆的纸片。书写的工具是笔和墨（约参13），完成的书卷由使者送到受信的人或教会去（罗十六1；弗六21一22；西7一9， 16）。
新约合订本何时首次出现，现已无从查考。福音书和书信的复制本必定早已流传各地。由保罗着作中，可寻见耶稣言论的踪迹，虽然保罗资料的来源可能是由口头的遗传，而不是成文的记载。在第一世纪末叶以前，彼得后书已提及一切保罗的信（三15一16）；由于这些保罗书信不是以单卷的手稿出现，它们必定是成组的被复制了。到了第二世纪中期，路加福音便与使徒行传分开成两卷，而与马太、马可、约翰合成一套，成为耶稣生平四个角度的记载。殉道者游斯丁（约主后一四＃年）曾提及「使徒们的回忆」，爱任纽（约主后一八○年）也提及四卷福音书的名称。他提安（约主后一七＃年）把这四卷编成一种合参本，称四福音合参，在东方教会中盛行一时，直到第五世纪初还常用作公开宣读的材料。新约的其他书卷，通常称为一般书信和启示录，初期并未成为一组，因为在早期教父们的着作中，未见划一的排列次序。但渐渐地，它们与其他的书卷合成较大的一套，到了第三世纪初期，现在所见的新约便成形了。
经文的流传
新约书卷的复制，最初是个人为自用而抄写，或由职业性文士，为教会及修道院抄写。通常一次只能抄出一份稿本，但需求增加时，很可能受过训练的奴隶们，便根据口述，同时抄写多本。在抄写的过程中，不免有错，以后的抄写者也就跟着错下去了，因此复制本彼此间便有了出入。复制本增多，出入也就随之而大；但复制品愈多，经文得以保存下来的可能性也就愈大一一因为至少有一部份是无误的。
从第二世纪开始到第三世纪末，教会不断遭受罗马政府的BP。基督徒被逮捕，在地方法官面前受审，甚至被判处死刑。他们的圣经常被没收，抄本因而被损，甚或被毁，以致很难保存。第五世纪时，一本福音书的抄本，称之为华盛顿古抄本（Codex Washingtoniensis）似乎是根据几种来源而抄录得来的，这些来源很可能是丢克理田（Diocletian主后三○二年一三一一年）BP时期，从毁坏中所拾回的早期残片。这时期，抄本的复制必然是不规律的，其中许多复制本，很可能是由一些不太有学问，或缺乏抄写技巧的人所完成。新约经文中主要的分歧处，在君士坦丁之前已经存在了，这反映出当时基督徒圈子中，面临了何等的压力及混淆。
君士坦丁胜利之后，BP随即停止；基督教于主后三一三年真正成为国教，基督徙亦开始预备经文以备公读之用。君士坦丁本人命令复制五十部圣经，分发到帝国中各大城市的主要教会去。这些「钦定本」毫无疑问成为其他手稿的原本，而另一些可能是更早的抄本，则在修道院或组织较小的团体中被复制。从第四世纪到第十二世纪，新约均一部分一部分的出版，如福音书、保罗书信，有时，亦出版完整的全套，称为「全书」（pmdects）。
在这过程中，开始应用新的制作材料。蒲纸太脆弱，不适于公开崇拜之用，亦不适放置在修道院的图书馆中。文士们通常使用「皮纸」（vellum），即一种薄的牛皮，或一种由羊皮制成的羊皮纸（archment）。从君土坦丁到印刷术时代，这些材料甚为普遍；纸张到相当晚期，才为人所知。
虽然许多文士的才智中庸而有限，但他们所抄写的经文却是惊人的准确。抄写所根据的抄本难免有错误。有时因着文士的粗心与偏见，会影响他的判断，而改变或「修正」原本。但另一方面，某些文士则十分准确，从他们的签名可得知他们的名字。他们根用心地逐字敬录，可见他们是力求忠于原本。虽然没有一个人达到百分之百的正确，但没有一位是故意改变或歪曲原文。
经文的来源
新约虽不免有各种错误的可能性，但仍是古代流传下来量可靠的一部着作。若要重组原文，新约比古代任何文件，有更多的来源可资凭籍。其中一种称为约翰福音雷兰残卷（Rylands Fragment）的小片蒲纸，可能于着作时期的五十年后完成，比提蒲纸本（Chester Beatty papyri），原稿包括大部分新约，约于主后二五○年制成。比较之下，柏拉图的对话录，希腊戏剧家的着作及威吉尔（Virgil）的诗，流传下来的复制本不但数量少，抄写年代与原作亦相距了有一四○○年之久。第一世纪时所抄写的福音书或书信的蒲纸本很可能将会彼发现，这样，它们的制作时代便可追溯到第二代的教会了。
为着重建新约经文，五种不同的来源可供使用。第一种，亦是最重要的，包括那些从远古保存到今日，以希腊文完成的抄本——上文所提到的雷兰残卷，写于一寸半见方、细小单一的蒲纸上。比提蒲纸本，包括福音书，使徒行传、保罗书信及启示录；约翰福音波得马蒲纸本（Bodmer Papyrus）均属于第三世纪或更早的时候。古代最广泛流传的抄本有亚勒夫抄本（Aleph），即西乃山抄本，现存于大英博物馆；「B」抄本即梵蒂岗抄本，是罗马梵蒂岗图书馆珍藏。这两部均写成于第四世纪，很可能是君士坦丁下令，为各教会而制作的复制本之一。两部原先皆包括全部新约，不过现在皆有些缺页。
上述所说的抄本，属于「正楷书」一类，这样称呼是因这些抄本是用大字写的，字体好像一寸高。这些抄本显然是为公读之用，制作也甚仔细。因此，这类正楷书的经文，一般说来算是最可靠的。
第二类称为「草楷书」的经文，是用草书写成。每个字母相连，不像正楷书抄本，每个字母分开抄写。大半草书抄本是为着个人之用途：其馀的则是为着公读。通常它们的年代比正楷书晚，约始于第十世纪，但到了第十二世纪印刷术传入欧洲后，便不再制造了。从某几处看来，它们似乎是根据正楷书抄本的经文；但大部分来自拜占庭教会的通行经文。
另一种来源是，教会在向外扩张时，逐渐完成的各类译本。当福音向西传到罗马帝国中的拉丁语系区域，或向东传到中东亚兰语系区域，圣经便翻译成拉丁文或叙利亚文。这两类译本可能早在第二世纪后半期时已经译出，所根据的希腊文古卷是旱于现在所能见的。译本虽不能用以确定原来着作的用辞，但它对于经文大略的次序及内容，却可提供相当准确的资料。
从第四世纪到第七世纪或更后的时期，古拉丁抄本为数甚多。它们中间缺乏统一性；译本之数目几乎等于抄本之数目。这现象可能是因它们是单独完成的，也有可能是最初的译本受到随意的修改及不经意的转抄，以至分异的地方迅速的增加。在这两种可能性中，第一个可能性较大，因为西方教会初期的领袖，通晓拉丁文和希腊文，在研究和教授时，也常用希腊文的新约。早期的一些古卷，如第五世纪的「D」抄本（Bezae），便同时抄下两种语言；可见使用这些抄本的人，对拉丁文可能比希腊文更为熟悉。
拉丁文译本的增加，造成混乱的情况，因此教皇大马硕士（Damasus）于主后三八四年，委任耶柔米制定拉丁文的新标准本。他用所能找着最早的希腊文古抄本，修定了武加大译本（通俗本）。直到现在、此译本仍是罗马教会的标准本圣经。
古叙利亚文译本，可由两种福音书的古抄本作为代表：其一为库热顿叙利亚文译本（Curetonian Syriac），为大英博物馆从埃及尼重安沙漠（Nitrian desert）的修道院所购得，后为威廉库热顿（William Cureton）所发现；另一为西乃叙利亚文译本（Sinaitic Syriac），为两位姐妹，路易斯太太（Mrs. Agnes Lewis）及吉布孙太太（Mrs. Margaret Gibson）于一八九二年，在西乃山的圣加他林（St. Catherine）修道院所发现的。后者是一种重写的羊皮纸，曾受到部份的修改与重写。上述两种抄本约完成于第五世纪，它们的异文与古拉丁文译本甚为相近。
在此也须提及第二世纪末叶，他提安所完成的四福音合参，这是首次尝试合编四福音。最近发现的残片显示它有希腊文本及叙利亚文本两种，而叙利亚文的合参是希腊文本的翻译。东方教会喜用这译本。到了第五世纪初（主后四一一年），伊得撒的主教拉布拉（Rabbula，bishop of Edessa）颁令各教会须使用四部福音书的「单行本」。他发起别西大本（Peshitta），即叙利亚通俗译本（Syriac Vulgate），成了现在叙利亚教会公认的圣经译本。
以后的世纪，其他译本陆续出现，有些直接由希腊本翻译过来，有些根据拉丁本及叙利亚本。古亚米尼亚文（偶见于新亚米尼亚文译本），外高加索文、古埃及文、衣索匹亚文及哥德文等译本均成于第七世纪初叶之前，这些译本可提供古经文早期的佐证，但以研究目的来说，它们没有拉丁文及叙利亚文译本那样富有价值。直至今日，约有一千馀种新约或部分新约的译本，但它们并不影响经文的基本性质，因原有经文早已确定了。
第三种确定原有经文的重要来源是，前六个世纪基督教中的古教父、领袖及教师们的着作，他们在讲道及着作间，大量的运用新约的话。有时只不过是间接引用，泰半引句似乎都不甚准确，但出处尚能确定；有时引述一大段经文，所以很容易找到原文的出处。虽然许多「引句」不太精确，但教父着作中所引过的新约经文，如是之多，倘若失去了新约，我们还可根据这些古代着作重新杷全部新约组织起来；所缺的只是少数经节而已。把他们的引文与各种古抄本经文相证，便可提供有关这些古抄本的年代、地点及经文类别等宝贵资料。
举例来说，约主后二五＃年，有一位北非洲的基督教传教师居普良（Cyprian），曾广泛的引用一种拉丁文译本。所引用的经文与第四或第五世纪时，一种称为「k」的古拉丁文译本，甚为相似。由其相似性看来，这「k」古卷必是源于一种第三世纪中期，流行于北非洲的版本，这样，便早于耶柔米的通俗译本了。
教会崇拜时用的圣句集（Iectionary），保存了福音书及书信中的部分经节，它们的重要性，比不上前面所提的；因为它们并不完整，且是第九世纪或更后的时期产生的。不过，由于它是用于公读，故十分重视其统一性，因此我们可用以考证中世纪教会所鉴定之经文的类型。
有些零散的经文亦可于破碎的陶片上找到，这种陶片（ostraca）是穷人用来作备忘录的材料。因为性质的关系，刻在陶片上的字句不能过多，也绝无人会把全卷福音书或书信绘于此类陶片上，更不要说到整部新约了。不过，我们可以从这些片断看到当日一般人如何引用圣经；与审慎完成的古抄本比较起来，它们虽然兔不了有更多的错误，但有时它们也保存了当日经文的真实字句。
最初十四个世纪，新约的流传，纯藉抄本。这些文件多为重要的教会、修道院、或有钱人的图书馆所拥有，有时个人也可得到福音书或书信的复制品。到了十五世纪时，两件事情大大的影响了新约的流传：一是一四三七年，古腾堡（Johann Gutenberg）发明的印刷术：二是于一四五三年，士耳其人攻陷了君土坦丁堡。
君士坦丁堡的沦陷促成拜占庭帝国的支离，亦即希罗文化最后嫡传的消灭。它的官庭是研习希腊文化的中心，它的图书馆藏有当时文明社会中所存最优良的古典及圣经抄本。其中许多已失落：大部份转存于分散在小亚细亚的名修道院中；其馀的被逃往西方的学者携至欧洲，在那里，他们把希腊文化的研究，介绍给西方教会的各学派。结果引起对古希腊文化兴趣的复燃，原来完全靠拉丁文译本的西方，也对希腊文新约有了重新认识。学者开始更集并研究已被遗忘多年的古抄本，讨论其中的优异处。
古腾堡在德国梅因斯（Mainz）出版社印行的第一本书，即是现今着名的马萨林（Mazarin）或古腾堡拉丁文圣经，是年为一四五六年。机器印刷保证产品的统一，不但可减少错误四散的可能性，也可减低成本，以致一般人士都有购买圣经的能力。早期希腊经文的抄本，只可能在少数人当中传流，印刷本则可供数以百计的人阅读，圣经得以广传，引起研读的新兴趣，因而促成第十六世纪，由路德、加尔文及其他有关人士所领导的宗教改革。路德的德文圣经是唤醒及光照其国人的有力武器。
近代译本
英文圣经的翻译工作，早于宗教革命。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于一三八二年，以拉丁文版本为主，出版了一部英文圣经。旧约大部份是他的朋友海尔福特的尼古拉（Nicholas of Hereford）的作品，新约则是威克里夫译的。他死后，约翰勃威（John Purvey）重新修定，而于一三八八年出版，因此译本是以抄卷型式出版，自然不及后来所印之版本流传广泛。
约翰丁达尔（John Tyndale），牛津毕业生，可能会见过于一五一六年出版的伊拉斯母（Erasmus）的希腊文圣经。他明白，除非一般信徒能拥有本国语言的圣经，否则信仰不会坚立，于是他从事翻译工作。他在伦敦开始这项事工，但因受到极大的反对，而转移至欧洲大陆，在那里完成了他的作品。
一五二五年这本新约译本首版于沃姆斯（Worms）。当送到英国时，主教们把全部印制本充公，并公开的将之烧毁。他们做得相当彻底，只有两三本得以存留。到了一五三四年又出了本修定本，得到广泛的流传。一五三六年丁达尔被控传异端而被烧死，但他的影响至今仍存。其后的英译本皆感染他措辞的色彩。以后，一连串的英译本如雨后春笋。可弗达尔本（Ccrverdale），是根据拉丁文通俗本，但参考了丁达尔的译本及路德的德文圣经。「马太圣经」（一五三七年）是约翰罗吉氏（John Rogers）的译本，罗吉氏是丁达尔的朋友，他参考丁达尔及可弗达尔的译本。这译本甚流行，很快便发行「第五版，一五三九年，理查塔弗那（Richard Taverner）加以修定。
可弗达尔的圣经亦称为「大圣经」，于一五三六年开始翻译，而由法国印刷商雷氏（Regnault）于一五三八年开始印刷，异端裁判所欲将印好的纸张充公，但大部份均得以保存，所以于一五三九年在伦敦完全印妥。这译本在各教会中被使用，受到狂热的欢迎，以至三年之内，再版了六次。圣公会祈祷文书所包含的诗篇，便是根据可弗达尔译本。
一五六＃年出版的日内瓦圣经，是英国新教徒努力的结果，他们为此离开本土，以避免严重的迫害。这译本成为清教徒的圣经，英国民众也因着它，开始明白圣经教义的意义。
第一本直至现今仍被使用的译本，是英王钦定本，如此称呼，是因它成于英玉詹姆土一世统治时期。牛津及剑桥的一批学者，根据已存的英译本，而完成新译本。一六一一年，这新译本公开发表，半世纪内成为英国的标准圣经。三百年内它成为英译本中最流行的一种。
由希腊文抄本以至英王钦定本、修定本、美国修定本及今日的修定标准本，形成一条连续的环。圣经在流传中，不免有错误及模糊之处。但还不足以使经文受到大规模的破坏，也不能说今日的新约已与初期教会的新约大大不同。众多的抄本可使错误得到修正，而从无数译本的谱系，可看出它们来自同一源头。使徒教训将福音的要旨，首次以成文的形式表达出来，现代英文圣经则很忠实的把使徒教训重译了出来。
十九世纪中叶，古抄本的发现影响了新约的希腊经文；而英国语文，自伊利沙白时代以来，也不断在转变中，英王钦定本的重新修定，成为刻不容缓之事。一八七＃年，圣公会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成员包括当日大部分的不列颠圣经学者，及许多美国的学者，这些美、英的英文圣经修定者，共同合作，他们中间不时会有分歧的意见。英国修定本于一八八一年出版，美国修定本则迟至一九○一年。两者的分别，首要在美国修定本以「耶和华」代替「主」，并除去了一些在美国人耳中会觉奇怪的圣公会色彩。基本上，两者十分相似，都尽量直译所根据的经文。许多古措辞，只要按修定者看来，能为一般读者明白的，都有意的被保留下来。美国本对古语的保留，不及英国本来得多，但是两者皆试图「给现代（一八八五年）读者一种忠于原来经文的翻译。」
第廿世纪又增加了两种新译本，目的在于修定英玉钦定本；使之符合时代。其中之一即修定标准本，始于一九三七年，由国际宗教教育会议发起，这会议包括四十个美国及加拿大的宗教团体。这译本为使美国修定本更普及，提供了一本公私崇拜时均合用的圣经，既保存了英王钦定本文学上的价值，又表现了自一九＃＃年以后，学术上的进步。修定标准本的新约于一九四方年出版；一九五二年全部圣经完成。此译本并未全部被信徒接纳；有极少的几处，它所采取的似乎是绝对错误的希腊经文。这译本用意是修定美国标准本，所以，仍保存了从前译本许多的措辞用语。
第二种即新英文圣经，由不列颠群岛各大宗派的代表计划及执行，一九六一年由牛津及剑侨出版社共同发行新约。这译本并不是一种修定本，而是用现代英文表达的新产品。由于这委员会的工作，我们得到一本可谗性极高的圣经，虽然它不完全是直译，有些地方甚至类似意译，但大致说来，它是忠于原文的。若要研究圣经或讨论神学问题，这译本则不及其他较直译的标准本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