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在中国教会，尤其是在建制外的教会开始流行一种加尔文主义思潮。至于这种思潮好不好，会对中国基督教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教会的牧者和学者都鲜有回应。要想搞懂加尔文主义的影响，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加尔文主义;想弄清楚加尔文主义，首先要知道加尔文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加尔文主义当然与加尔文有关，但加尔文主义也不简单地等同于加尔文本人的思想。加尔文是法国人，生于1509年，卒于1564年，属于宗教改革的第二代领袖，其主要的成就是在日内瓦教会的改革。在加尔文时代，他成功地在日内瓦建立了神权政治。加尔文时代的日内瓦被称为“新教的罗马”。日内瓦加尔文宗教改革的博物馆，总结了加尔文对世界的贡献，认为加尔文为世界留下了四样东西——一个教派、一座城市、一部着作和一所大学。
一个教派，指加尔文的改革创制了归正宗教会，这包括改革宗(或叫加尔文宗)、长老会、胡格诺派，以及清教徒，可能那些或多或少受了加尔文影响的教派都可以称为加尔文主义。
一座城市，指日内瓦城。在加尔文宗教改革之前，日内瓦是一座不太有名的山城，当时人口仅有5000人，但加尔文还活着的时候，由于他的影响，在宗教上受压迫的人纷纷到日内瓦寻求避难。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这座小城的人口增加了一倍，日内瓦从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城迅速变成了一座着名的国际化城市。到今天有150多家世界性机构组织的总部都设在同内瓦。
一部着作，就是最能反映加尔文主义的思想的《基督教要义》，如果今天要在世界上寻找20部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书，《基督教要义》肯定是当仁不让的其中之一。
一所大学，就是加尔文设立的日内瓦学院，在当时是培养新教传道人的学院，这所学院成了日内瓦大学的前身，苏格兰长老会的创始人约翰•诺克斯曾经高度赞誉说，日内瓦学院是“自使徒以来最好的基督教学校”。
其实加尔文对于世界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但与此同时，加尔文从古至今一直是一个富有争议的人物。令人对加尔文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二个方面：
第一，加尔文在日内瓦搞神权政治，用火刑烧死西班牙人塞维特斯。不管崇敬加尔文的人们如何为其开脱，加尔文始终难辞其咎。
俄罗斯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其《路德与加尔文》中根形象地提到了加尔文主义和暴政之间的关系。他这样写道：“罗伯斯比尔是卢梭的信徒，卢梭是加尔文的信徒。因此断头台上的大铡刀是在加尔文烧死塞维特斯的柴火堆上锻造出来的。”
第二，加尔文神学中的双重预定观念。认为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拣选了一部分人让他们永远蒙福，同时也选择了另外的一些人，让他们永远沉沦。实际上加尔文在用预定论来强调上帝对人类的绝对主权，从而淡化人的道德责任，尽管加尔文本人非常强调美德。
第三，加尔文思想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美国成功神学。这个问题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说得非常清楚，预定论问题带来的得救焦虑使人们在这个世界上寻求得救证据，于是清教徒错误地将现世的成就看成蒙恩的凭据。这成为美国经济发展背后的动力。后来人们倾向于把今世的财富看成上帝祝福的象征，但这个观念一旦被过度诠释，就演化成了成功神学。
加尔文主义者们将加尔文的神学总结成五大信条，俗称“郁金香神学”，这就是完全的堕落、无条件的拣选、有限的救赎、不可抗拒的恩典和圣徒永蒙保守。说到底加尔文主义神学的核心思想是预定论，即在强调上帝绝对主权的前提下，认为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拣选了一部分人让他们承远蒙福，同时也拣选了一部分人让他们水远沉沦。如此将加尔文思想简约为五条要义，加尔文自己是否认同还有待商榷(què)。
加尔文主义其实就是将加尔文的思想简单化，且不说加尔文主义的对错，试问中国教会的加尔文主义追随者，又有多少人认认真真地从头到尾仔细阅读过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呢?不过道听途说、叶公好龙罢了。
不可否认的是，加尔文主义对于美国文明的形成功不可没。清教徒是美国的立国者。由于宗教上的原因，不从国教派和清教徒纷纷踏上美洲新大陆，寻求自由和梦想。美国立国之时，教会和国家达成妥协，后来这被写进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这奠定了美国政教关系的六个基本原则，也就是美国立国的六个政教原则：良心自由、宗教实践自由、宗教多元主义、所有的宗教一律平等、政救分离、不设立国教。这六个政教关系原则是以美国清教徒为代表的开国者们根据加尔文的政教观念设计奠定的。
今天中国教会中的加尔文主义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方面是在普通的基督徒中所流传的加尔文主义，主要是在预定论和五大教义等方面，强调人的罪性和全然败坏，以及上帝绝对的主权、不可抗拒的恩典等。同时信徒更多从实用的角度把从加尔文预定观念演化出的成功神学作为他们的救命稻草。他们求的是上帝在世的应许和世俗成就，这些多少有点类似中国传统的求神保佑升官发财的信仰，这样的一种信仰是功利庸俗的观念的基督教化。浅薄的加尔文主义者动不动要人归正，好像他们掌握了唯一的真理，这种傲慢成为他们真正认识福音真理的一种障碍。
另一方面，教会中的部分“公共知识分子”，是企图假借加尔文主义来推进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宪政体制。强调两个国度、两种主权，要求和国家政权分庭抗礼。这已经不是宗教上的加尔文主义了，而是带有政治诉求的加尔文主义。企图以宗教神权的名义干预政治，改变政治。实际上这种思想是把美国的国家制度理想化，将美国看成标准，以美国为坐标的一种诉求，只不过他们将自己政治诉求投射在宗教中，在加尔文主义中他们的思想找到了知己和落脚点。
加尔文主义曾经在美国的历史上，以看不见的方式对美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繁荣起了推进作用。对于美国来说.是先有加尔文主义后有美国建国。而中国的历史并不是这样的。当然，我们也不可以否认加尔文神学中有很多好的、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不加鉴别地照单全收，生搬硬套地将其全盘引进到中国教会中，恐怕是不合适的。时代已经改变，处境已经改变。曾经在美国起过积极作用的加尔文主义是否会成为中国教会发展的阻力呢?中国的政治制度也不适合引入加尔文主义，中国的问题有自己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而且加尔文主义的政教关系模式也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模式，对于是不是一种最好的模式，学者们也并没有共识。
中国基督教已经实现了联台礼拜，已经进入了后宗派时期。从1958年教会开始联台礼拜，到“文革”时期中国教会基本停止公开活动。到后来的拨乱反正，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经历了复杂历史的中国基督徒宗派意识越来越淡漠，又加之中国文化不太在意这些分门别类的东西，中国的基督徒，特别是“文革”后成长起来的基督徒，绝大多数并没有宗派意识，所以企图恢复包括加尔文主义在内的任何教派都是开历史的倒车。
我认为，中国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应该立足于圣经，而不是加尔文主义。那些政治上的加尔文主义者是别有用心的，我们千万要保持清醒。今天我们中国教会要进行神学思想建设，各种传统都可以借鉴和吸收，只是不可照单全收，要集思广益，将各种对我们有益处的思想引进教会中，而不要只在加尔文主义的一棵树上吊死”。
切切不能忘记的是，除加尔文主义外，历史的教会中还有相当多的丰富灵性资源可以挖掘，以丰富我们的信仰。如果坚持加尔文主义，那些迷恋其他宗派的人也会不乐意，倘若人人按着自己的好恶去办教会，我们的联合礼拜将受到冲击，中国教会会不会又回到四分五裂的状态呢?
我们应该祈求圣灵努力保守我们，珍惜中国教会来之不易的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