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搞混了两类“知识”？

基督教与科学，分别遵循不同的认识路线。但是从二者的磨擦、相融、对话的历史中可见，二者关系极其复杂。

因此，不得不反思：我们是否搞混了两类“知识”?科学训练包含质疑、批判性思考，最终却让基督徒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吗?

一、个体的有限性

1925年，美国中西部地区曾有一项针对大学生的调查。这一调查的核心问题是——你是否怀疑自己进大学时所持有的信仰?

结果显示，16%的一年级新生认为，他们开始怀疑从小在教会领受的基督信仰。30%的二年级学生，和45%的四年级学生也这样认为。

1925年之前曾经数次参加过总统竞选，在着名的“斯科普猴子审判”(scopes monkey tria)中，控方律师布莱恩引用了上述数据，意在证明进化论会导致社会堕落。

我们是否搞混了两类“知识”?科学训练包含质疑、批判性思考，是否会让基督徒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

预设《圣经》可以解释一切，而实际上，这需要遵循其方法和规范。我们排斥科学对自然之书的解读研究，以及对《圣经》启示之外的普遍启示的补充。

当学生们接触到科学方法(以及其他稳固知识的来源)和所产生的革命性的知识积累，并错误地以为只需要科学知识、而不需要《圣经》启示的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帮助，这样我们就洞悉了一切。(注意知识的象限里除了可被知道目前不知道(knowable unknown)，还有人不可能知道的不可能被知道的未知(unknowable unknow)。)

信仰是在人与人的层面上来分享的，因此经文需要直接进入核心问题;科学是在事与物的层面上来研究的，因此知识需要先有坚实的基础加以构建。

人对自身的认识，尤其是对人的本质的回答，两千年来，西方诉诸于两个不同的哲学传统——即希腊传统和希伯来传统。在马可波罗以前，欧洲文明与东亚体系的儒家文明没有接触，也没有交流。

人对自身的认识是非常艰难的课题，它涉及的面向有：人的个人性、社会性、生理与身体、灵魂与精神。可以说，至今，人类并无答案。

然而，基督教却给出了答案：人源自上帝的创造。

但我们被频繁科普的答案是：人是动物，并且是高级动物。认识灵长类中的智慧生物(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说人是物种在地球生物圈之内漫长进化的结果。

二、人是什么？

近代科学包含了实验研究，其发展从伽利略研究抛物运动的轨迹速度变化开始。运动变化从直线运动、曲线运动，发展到对天体圆周运动的研究，并进一步发现了天体和地上的所有的物体，都遵循同样的力学规律。

19世纪和20世纪，对物质结构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了元素、原子和分子。对生物结构的研究发现了细胞，20世纪对细胞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了遗传物质，细胞内的大分子在细胞不同的功能结构之间的能量代谢。

19世纪，以达尔文为代表的博物学家对不同大陆、海洋、岛屿、动物的博物学研究，尤其对在变动极端迅速的海岛、火山、漂移的板块边缘生态系统中生活的动物的研究，发现了动物适应环境的进化现象。达尔文对这些进行了归纳和综合，并提出了一个解释所有地球上生命起源的物种起源学说。

物种起源学说研究的对象与传统的天文和物理科学研究的课题有一个重大的不同。体现在，研究对象从物质进入具有生命特征和复杂系统特征的动植物。动植物与一块石头的不同在于其生命特征，生命特征在大分子、细胞、个体和群体的不同尺度上都显示出生命的特征。

这类问题与17世纪的科学研究有显着不同，无法通过精确控制的实验来进行定量和定性研究。这些延伸解释动植物之外的人，涉及到人对与自身认识的哲学认识论困境：

人是什么?

人的本质是什么?

人是否可以完全认识自己?

(1)如果人是物质运动的高级形态，也就是说人的本质是物质性，在物质运动停止、死亡之后，人就彻底归零消亡。

(2)如果人是物质性的，人就可以复刻自己，从而通过研究掌握洞悉物质的运动规律达到个体生命的永恒延长。这里暗含一个悖论——宇宙必须是无限的，否则人就会累死病毒复制自己直到宇宙被占满。

作为启蒙运动科学方法与思想的成果性产物，物种起源对给那个扩张、殖民、争夺、暴力的时代提供了一个文化和文明的掩护，使达尔文学说从一个具有边界和限定的科学假说，发展成为一种不道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根源。

进化论试图用整体论和系统的思维来解释生物圈，或者将生命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

因此，特别是19世纪的英国国教和20世纪初的基要主义，试图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甚至要立法禁止进化论作为一种科学假说，进入公立学校的课程，其实这个行动实在是找错了“仇家”。

反对科学研究，使宗教掉进了另外一个“坑”。书写自然之书的上帝和书写《圣经》的上帝是同一位作者——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祂是不可能在自然启示和《圣经》的特殊启示上说出自相矛盾的话的。

不仅如此，上帝允许人通过实验、感官、理性、设计、控制的条件来“拷问”大自然，好使人知道上帝创造并护理。天地万物都在述说神荣耀的创造，无疑也包括科学家。这也解释了为何从哥白尼、第谷、伽利略到牛顿，早期的那些科学家都是基督徒的原因。

奥古斯丁特别指出，一个非基督徒也可以对天上的天体运动拥有很多非基督徒所不知道的知识。因此，基督徒需要熟悉《圣经》。因为上帝的启示很多时候并非是按照字面来解释。基督徒也应该知道那些关于天体运动的确凿知识，免得在世人面前失去见证。

三、审视与反思

在达尔文提出物种起源的时代，欧洲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阶段，经历了大航海、宗教改革、文艺复兴、近代科学革命、英国内战、法国大革命、欧洲启蒙运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帝国主义殖民时代。这个时期，科学开始试图在天文、地理之外，开始社会科学的研究，包括人类群体和个体的行为，以及从理性和实验的角度，研究动植物、生命，乃至人类的本质。人们试图用科学和理性，在上帝创造和圣经启示之外解释一切。

达尔文提出上述科学假设，受到欧洲启蒙运动哲学思想的影响。比如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和课题，通过提出假说，并寻找实验证据支持该假说。证据不能证伪假说，并能逻辑、合理、统计、定量地支持假说，则说明该学说具有科学合理性。

但是从生物、生理、动植物种群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直接跃升到将人作为与其他动物类似的层面来审视和研究，的确产生了巨大的思想激荡和冲突。

这个冲突并非达尔文的创造，而是本身是希腊传统和希伯来传统内在的异质酝酿所致。希伯来传统的核心是上帝的创造与主权，以及人对于造物主的道德义务和伦理责任;希腊传统的核心是人是多舛命运和难以脱离的苦难中挣扎的个体，精神是高尚的，身体是朽坏和有罪的，诗歌艺术和美具有永恒性，在每一个不完美的人生之上，存在一个人不能认识、理解、达到的完美理想，个人的不幸之上由众神主宰并产生战争。

从基督教的历史看，在2000年前，基督教在希腊小亚细亚一带传播，首先遭遇的就是希腊文化和希腊精神后面的诺斯替主义的挑战。数学、规律、计算、重复、迭代、系统的崩溃、更迭、重启，这一切正是希腊传统里他们所能揣摩的世界的奥秘和人的本质。

因此，希腊传统认为：人是一个更大的系统里可怜的被推动的命运，人不能完全洞察和理解这一切，人的基本状态是他的无知。因此，人只能被动消极地及时行乐。通过诗歌、美、音乐、酒杯、爱情、宴乐忘记痛苦。

希腊传统产生了诗歌(对苦难和人生的困苦的吟唱)、雕塑(肉体之上的完美的生命)、建筑(祭拜天上的众神神庙)、哲学(何为爱与智慧)、亚里斯多德的知识体系(世界可以精细地归类研究)，但是由于他们不承认独一的主宰，以及这个主宰与人的关系是一个被造、蒙爱、救赎的关系，因此他们不免落入机械、宿命、数字和运算的某种最适合诺斯替主义发芽栖身的文化土壤。

这个传统和文化，按照使徒保罗的宣教路线，正是上帝带领初代教会拓荒和耕种的第一块田地。今天希腊的教会主要依旧是东正教，他们依旧沿袭2000年前，从使徒时代直到如今的一切传统。而福音后来翻转了罗马帝国，在帝国自毁和被北方蛮族征服之后，又驯化了北方蛮族。之后，教会在与希腊文化的互动和融合中，保持了福音，抗拒了文化混杂，清除了诺斯替主义的异端思想，最终形成了新约书信为神学框架，四福音书为福音和核心，旧约圣经基础的正典。使1200年后，改教者可以坚持唯独《圣经》是启示的基础，唯独《圣经》是解释的基础。

但这个脉络的发展，的确与希腊传统、亚里斯多德的知识体系、中世纪天文学所孕育的观测、记录、模型、假说等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形成有关;是两个平行的人类认识自身、认识宇宙的知识平面。

这是上帝造人，人类按照上帝的旨意回应上帝的“心灵”这个独特官能(动物没有)，与上帝赋予人类“头脑”，使人可以记忆、思辨、批判、或自我校准的相对应的两个知识体系。

前者来源于“天启”，没有此天启，以色列就没有存在的可能;没有此天启，虽然有天人合一和敬天祭祖的道德文化传统，但是却依旧只是没有律法和盟约(新约旧约)的东亚体系。虽然可以创造世俗社会的稳定和高级文明，却不会在家族的延续之外推动个体的解放，不会在天象的道德解释之外寻求物质、规律、计量的建构，而这个建构存在不是因为科学家提出的假说，而是因为上帝创造的天地万有是按照规律运行的，因为祂用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万有在祂的里面是和谐的，各司其职，彰显出祂的智慧、能力、荣耀。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希伯来书 1: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