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约综览之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二章  新约正典

  到了第一世纪末年，新约各卷已经写成。最初，并非每一个基督徒都认识新约的每一卷；事实上，很可能在第一世纪结束之前好些基督徒没有看过全套的福音书，全套的保罗书信，或者全套的其他书信。再者，到了第二世纪，许多的伪福音书、伪行传及伪书信流传，甚至被某些团体所接受（否则它们不会存留至今日）。凭什么标准承认其中一部份，却拒绝另一部份呢？凭什么原则，核定四福音、使徒行传、保罗的十三封书信、一般书信及启示录为新约，而另一些同时代的作品又被除外呢？这都是新约正典的问题。
 
定义
  正典（Canon）一词从希腊文的kanon而来，意即「芦苇」，引伸为「杖」或「棒」之意，因这些皆用以量度物件，故隐喻为「标准」之意。用于文法，指先后的次序；用于年代，则指年代表：用于文学，则指确属某作者所着之一系列的着作。这样，当我们提到「柏拉图正典」时，则表明确为他所着之一系列之论文。
  文学正典十分重要，因为惟有确属某作者所着之作品，方能显示这位作者的思想，如果在他所着之书目中，包含伪造的作品，便会歪曲或误解他企图提出的原则。同样的，若是我们不能相当准确的确定新约正典，它的权威就成了问题，而信仰与生活也就无从获得一固定的标准。
  确定新约正典的方法，与测定一般作品的原则不同，不能单以作者的真伪来断定它正典的地位。新约是由九位作者写成。为什么只有这九位，则没有特别的理由可作解释。譬如说，我们没有合理的根据，足以解说为何受感动写福音书的是马太而非腓力。因此，鉴定新杓正典的标准，不能以作者为准则。不过，新约中任何一卷，若被证明其作者实非书中所说之人，这卷书的正典地位便会受到摇动。
  正典也不可完全由教会接受与否来取决。某些书卷迅速得到广泛的承认：有少数几卷，部分教会经过考虑后才接受，但有些教会根本不接受：有一些是到了较后期方为人提起，还有一些经辩论后才编入正典。地方性的偏见及个人的喜好均能影响当时教会及古代作者们的裁决。不过，教会中的某人或某部份的人所拒绝的，另一人或另一部份人却接纳，而且那些判断的人也不是完全没有经过分辩，只凭一己的爱好，而不顾其内在的价值。古时学者的判断能力，并不差于现代的。反之，他们是根据已失传的记录或传统来审核。他们的见证不能因不属于廿世纪的，而被抹煞。教会对正典的承认虽不是决定性的，但可作辅助性的证据。
  若上述的标准仍嫌不足，还有什么可作为准则？正典真正的准标是默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种的善事。」（提后三16，17）换句话说，若「圣经」是指神有权威的话语的成文记录，那么，任何出于神的默示，便是圣经，任何不是从神默示而来的，便不是圣经。
  若默示是至终的标准，随着的问题便是：「默示又如何被证明呢？」新约各卷并非卷卷开头便说，它们是神所默示的。其中有几卷书所谈论的是十分普通的事；也有的论及历史、文学或神学上不容易解决的疑难。它们的默示性，如何满意地被证实呢？
  要解答这问题，可分三方面来说。第一，这些书卷的默示性，可由其本身的内容来支持。第二，其默示性可凭其道德果效，作为验证，最后，虽然教会并不能「使」这些书卷成为有默示性的书或正典，历代基督教会的见证，却可证明这些书卷的价值。
  说到各书卷本身的内容，它们的主题，均以耶稣基督本人及其工作为中心。福音书是传记；使徒行传记载他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影响：书信是论及从思考耶稣本人而产生的神学，及实际生活的教训；启示录则是预言他与未来的关系。有人反对我们的说法，认为任何一位古代的着名人物，都能因一系列的文学作品，而永存不朽。但是这种异议不能成立。因为，除新约以外，没有作品提到，耶稣在当日的领袖或教师们眼中是重要的人物；为何关乎他的着作能留存于罗马世界中，我们也找不出合理的解释。新约承认，有关基督的信息，「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林前一23）。在当日的人眼中，他也不过是许多被政府压迫，有弥赛亚抱负的一位，若关于他的着作能存留，且影响力逐渐加增，那么，这些着作必然有些东西，才能产生这种果效。
  有关基督本人的信息是独特的。在第一世纪，以个人为中心而成为一个教派的例子不是没有，但他们多数是神话性的人物，若是历史上的人物，则也不能常久受人敬拜。这独特的信息，是称为「正典」之书卷的中心。伪福音书及伪使徒行传着重神迹的引述，而不重教训；几卷伪书信，则是由正典的片断，更集而成。在记叙的准确性，教训的深度及对基督本人注意的程度这几方面，正典与正典外的着作有很明显的区别。
  正典对伦理及属灵所产生的影响，与别的作品有显着分别。任何文学作品都可以记载人的思想，有些也会深刻的影响人的思想，新约却是改变人的思想。其影响力尺以证明其默示性。虽然这种试验是根据人对圣经的反应，十分主观，但它仍是有效的方法。新约不但开卷有益，它也有潜在的原动力。
  新约在基督教会内所产生的力量，是其道德效用的明证。虽然早期教会不是每一份子都拥有新约的袖珍本，以便勤于研读，但领袖们显然通晓它并应用它。它的信息在何处被传扬并接受，何处的教会便会得到发展，并连带洁净了社会上的道德。这不是说，从第一世纪开始，所有称为基督徒的在品格上都洁白如百合花，也不是说教会不会沾染污秽。可是，异教的道德标准与新约教会的道德标准，仍有天渊之别。在外邦人中少见的道德观念，如爱心、纯洁、温顺、真理及其他美德，皆重新勃兴起来。虽然基督徒追随他们所拥有之理想的光景可能相当可怜，他们与四周的外邦人仍有明显的差别，这主要是新约真理的力量所造成。
  审核这些书是否出于神的信息，是否有道德力量，决非某一人在某一时地的定夺。否则必有人会说，正典的效用不过是暂时的，是在偶然的时间中产生的机遇性结果。当作品本身的内证和我们所知的外证，同时证明它们是出于神的时候，正典的标准便更为确定。
 
内证
  仔细观察书中的内证，就会知道，作者都假定了某种程度的正典权威。首先，某些流传下来有关基督的资料和信息，都被认为是神的话语。保罗在加拉太书中坚称，他们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加一11，12）。林前十五3一4，保罗说他传的福音是：「我当日所领受……的，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保罗不认为是自己创立这信息，他乃是「领受」的人。帖前是他早期所完成的书信之一，信中他说：「我们……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帖前二9），这福音无疑的就是林前所说的。保罗又说：「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二13）。这是新约本身的一个宣布：（1）这福音是神的道：（2）它在信的人身上产生果效。保罗因深信这福音的权能，所以在帖后加上一句：「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帖后三14）。保罗在一开始写作时，就这样的认为他的着作，是神有权威的话语。
  保确的书信很早便被认为是正典了，因彼后三15一16暗示，这一套着作要如「别的经书」一样被接受。「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这句话也说明一件事实，即这些作品若没有权威，便不会如此被重视。由此可见，这些书信很早便拥有了正典的特质。
  并非全部新约的着作都有同样的暗示，但它们都有一种自证为上帝的话的特质。福音书几乎全系耶稣的言论，及他作为的记载。它们以冷静的态度记载神迹，若与伪福音书一些无聊、甚且无意义的段落相较，其为正典的呼声将更为高涨。
 
外证
  我们已说过，正典问题最后的决定，不能凭某一人或某一地区的人任何鉴别。正典与非正典作品得以区别出来，是属灵感觉逐渐增长的结果。无论如何，区别的分界线很早就划出了，而且这些分界线也非无理的个人偏见或喜好的产品。教会并未「决定」正典，它只是「认出」正典。说得明白些，如果正典的最基本性质是默示，那么任何教会会议都不能创造正典，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团体或一个会议能把默示性放进存在的作品中。会议所能做到的是，对正典的地位表示意见，而让历史来证实或推翻他们的裁决。
  新约正典存在的外证，可分非正式与正式两方面来说。非正式的外证包括，早期教父有时对新约书卷的引用。他们的引用可证明这些书信的存在及权威性，因不存在的书，不可能被引用，而他们引用的态度，也可暗示所引之着作是有权威性，或是随意引用罢了。正式的外证，包括刻意编纂出来的有权威性的正典目录，以及讨论此问题的会议记录。
  当然，以引句为凭会引起一些争论，因为它可能是引用相当间接的引用，很难确定出处。不过，虽然有时引句不正确，我们还是可以根据用词及内容，鉴定它是属于引用者必定熟识及使用过的某些书籍。所以，这个鉴定方法实际上还是行得通的。

 
非正式的外证
  引用新约书卷最早的文献，可能是革利免壹书。某些基督徒曾经认为它是正典的一部份。亚历山大抄本（Codex  Alexandrinus）便把革利免查书包括在新约之内。此卷书信于主后九十五年写自罗马，目的地是哥林多教会。书信中，显然间接提及希伯来书、哥林多前书、罗马书及马太福音。
  叙利亚安提阿的伊格那丢（约主后一一六年）知道全部的保罗书信，并会引用马太福音，可能也间接提及约翰福音中的话。
  士每拿的波利卡普（Polycarp约主后一五○年）对保罗书信及马太福音亦十分熟悉。他会引用彼得前书及约翰壹书，可能也知道使徒行传这卷书。
  第二世纪前期作成的十二使徒遗训亦曾引用马太、路加及其他许多新约书卷。
  巴拿巴书信（Epistle  of  Barnabas，约主后一三＃年）引用马太福音，引用时，以「经上记着说」为开始。
  第二世纪初期所写的寓言，黑马牧人书（Shepherd  of  Hermas），曾间接提及雅各书。
  叙利亚的希腊人，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约主后一○○年一一六五年）是一位哲学家，他曾提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使徒行传及保罗书信的大部分。他说有称为福音书的「使徒回忆录」，在每主日崇拜中，与旧约同被宣读。他的学生，他提安编成第一部福音合参，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教会曾经以它为合参的标准本。
  到了爱任纽时代（约主后一七○年间，他极享盛名），新约书卷的权威性已毫无问题了。智慧主义及其他类似的错谬的滋长，使护教文学一直到俄利根的时代（主后二五○年），多如雨后春笋。为着辩护，护教者需要一个权威性的基础，因此很自然的依赖使徒们的着作。爱任纽会大量的使用及引用四福音、使徒行传、保罗书信，大部份的一般书信及启示录。他认为福音书只能有四本，任何增加或减少的尝试都是异端。他引用保罗书信为数多于两首次。当时马吉安认为只有路加及保罗书信才是真实的，爱任纽曾在一段文章批评这种说法，由此可知，他不但接受马吉安所认可的作品，也接纳其他的作品的权威。除了腓利门及约翰参书外，新约各书卷都会被他引用过。
  迦太基的特土良（约主后二＃＃年）亦曾引用新约全部书卷，除了腓利门、雅各书、约翰贰书及参书。如爱任纽一样，他不仅是用它们为例证，更当它们是真理的凭证。
  与特土良同时的伟大的亚力山大教父俄利根（约主后一八五年～二五＃年），不但对他本地的教会十分熟识，并曾广游罗马、安提阿、该撒利亚及耶路撒冷。他把圣书分为两类，一类称homologoumena，包括那些毫无疑问、真实的，而且被各教会所接纳的书卷：另一类称「争论的」（antilegomena），包括那些有疑问，且未被全部教会所接纳的书信。前者有四福音，保罗的十三卷书信、彼得前书、约翰壹书、使徒行传及启示录：后者有希伯来书、彼得后书、约翰贰书、参书、雅各书及犹大书。他把巴拿巴书、黑马牧人书、十二使徒遗训及希伯来福音也放在后一顿中。有时，他也把这些书卷当作圣经来引用，可知他对正典的划分，并不如日后的那样精密。
  在尼西亚（Nicene）时代，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约主后二六五～三四一年）遵循俄利根的路线，把四福音、保罗的十四卷书信（加上希伯来书）、彼得前书、使徒行传、约翰壹书及启示录，放在被接受的一顿书中。有商榷馀地的书包括，雅各书、犹大书、彼得后书、约翰贰书及参书。他明确的拒绝保罗行传、彼得启示录、黑马牧人书及其他的书。他在正典与次经间划分清楚的界线。这些人都是教会的领袖，还有许多未能在此评述，他们仅是代表本身说话。他们的判断虽不可能完全无误；但他们决不会对毫无根据的传说，盲目的接受。他们对新约正典所应包括的书卷意见虽不能一致，但他们也清楚的表示，当时正典正在酝酿中，某些书卷毫无犹疑的被接纳，另一些却被人打了个问号。

正式的书目或正典
  从古教父着作中出现的引语及陈述，可推测出当时为个别教会或领袖们所接受的新约书卷有那些。这个书目当然是非官方性的，仅代表各人的喜好或意见而已。有时这书目反映普遍的情况，但许多时候，他们只反映出某地域、某教会，甚或某个人所定的正典罢了。
  马吉安正典，是首次由一批人在一起所编出的正典书目，约在主后一四＃年出现。马吉安是本都斯路庇人，他父亲是当地的监督。他非常反对犹太教，因而拒绝全部旧约圣经，他立意建立一套不含犹太意味的新约正典。福音书中，他选了路加福音，但删棹了记载童女生子的前两章；他也采用保罗十封书信，教牧书信及希伯来书未在其内。他的书目以加拉太书开始，随后是哥林多前书、后书、罗马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以弗所书（他称为老底嘉书）、歌罗西书、腓立比书及腓利门书。
  马吉安正典的出现，在教会中引起一个大骚动。这件事表明了他所拒绝的某些书，当日被视为权威的作品，因此反对他的人便群起辩护。爱任纽批评他，特土良着了五卷书来反驳他。马吉安任意的编纂正典书目，说明如下两件事：（1）他所接受的书卷，无疑被认为是真实的：（2）他所拒绝的书卷，却为大多数人接受为正典。
  第二份重要的正典书目是穆拉多利正典（Muratcrian  Canon）。穆拉多利是意大利历史家兼图书馆管理员，他首先在米兰的安波罗修图书馆（Ambrosian  Library）发现这正典的书目。此抄本抄写的时间不会早于主后七世纪，但内容可能属于第二世纪后期，约主后一七○年。这抄本只是一份大着作的残片，并不是完整的。所发现的抄本，始于句子的后一半，所提到的第一卷书是路加福音，残片中称为第三福音书。在路加前必定是马太、马可：接下来是约翰福音、使徒行传、哥林多前书、后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歌罗西书、加拉太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罗马书、腓利门书、提多书、提摩太前书、后书、犹大书、约翰贰书、参书及启示录均包括在内。穆拉多利残片的作者拒绝了保罗的老底嘉书及亚力山大书；他虽然把彼得的启示录与约翰的启示录同放在「公认的」这一类中，但他对此书有点怀疑，他说：「有些人不以为此书应在教会中公开宣读。」他没有提及雅各书、希伯来书及彼得书信、或许他不知道这几卷书；但他不可能忽略希伯来书，因为罗马的革利免经常引用此书。
  第四世纪（约主后三六＃年）有一种书目在非洲出现，由一位不知名的人士所编。其中包括了四福音、保罗的十二卷书信、使徒行传、启示录、约翰的三卷书信（作者只承认其中的一卷）、及彼得的二卷（作者认为只有一卷是真实的）。
  亚他那修（Athanasius）的「节日之信」（Fesial  Letter主后三六七年），严格的分别「那些从起初便是这话语的见证人及仆人，所存留给我们列祖的，神所启示的圣经」，及异端所传「所谓神秘的着作」。亚他那修的书目包括四福音、使徒行传、雅各书、彼得前书、后书、约翰壹书、贰书、参书、犹大书、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歌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希伯来书、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腓利门书、启示录。亚他那修说：「这些书卷是救恩之泉，任何人不可从其中加增或减少。」
  对于新约着作的真实性及可靠性，参与辩论的教父们所采的态度，较那些仅仅为了启迪信徒而引用新约的教父们积极得多；因后者仅接受而不加疑问，但异教徒及传异端者，则不持此态度。到了第四世纪末，一般的意见大致上均同意这些书卷的可靠性及真实性。

会议
  直到四世纪末，教会代表们才在正式的会议上，讨论正典的问题。第一个讨论这问题的会议，是于主后三六三年举行的老底嘉会议。这显然不是一个众教会参与的会议，只能代表弗吕家一带教会的意见。此会议所定宣言中的第五十九条指明，只有新约正典中的书，方可在教会崇拜中宣读：但所谓第六十条，有关着正典的书目的宣言，极可能并不真实，因此不能视为此会议实际的决定。
  主后三九七年所举行的迦太基第三次大会，也产生了与老底嘉类似的宣言，修定的新约书目与现在所见的新约二十七卷相同。
  主后四一九年的希坡会议（The  Council  of  Hippo  ）亦作了同样的决定，并拟出同样的书目。
 
结论
  由以上所提供的资料可知，现在所用的新约二十七卷、在基督教时代的头四个世纪，并非全部被东方及西方全部的教会认知和接受。某些书卷，如福音书，极早期就为人所知；另一些，如希伯来书，虽为人所知，但因不能确定作者而对之产生疑问；还有一些，如彼得后书及约翰贰书、参书，要不是跟本未被人提及，便是在正典中的地位仍被争论。教会之接受任何一卷书，不是因宗教组织所加诸的压力。其实首次讨论正典的会议是在第四世纪才举行，那时，新约已成为教会的圣经了。
  像雅各书、约翰贰书、叁书及犹大书一类的书卷，表面上看来似乎迟迟才被接受，但并不表示他们不真实。腓利门书、约翰贰书、参书及犹大书，均极简短，也很少被引用，况且受信者是个人，收信地点又未写清楚。它们不像一些篇幅较长的书信，受信者是颇具规模的教会，并且得以在各省流传；这些篇幅较短的书信，除非有人需要用到它们，或是持有这些书信的人或团体。把它们公开的发表，当然得不到一般人的注意。
  正典的变动，全视各地的情况和喜好而定。虽然一般人均喜好神迹与迷信，但教会和教会的领袖们，并未盲目的接受任何写上使徒名字的作品，或自称记载前所未闻的历史和教训的着作。现有的正典，是从一大堆口头或成文的遗传及猜测中脱颖而出的，而它逐渐获得教会的承认，是因它有内在的真确性及强烈的能力。
  正典早期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期，这些着作被一些作者个别的引用，他们认为这些着作的见证，毫无疑问是有力的，而没有想到要制造争论。第二期，爱任纽与俄利根等作者，在进行争论时，感到确定权威的必要，但并未诉诸于任何教会以作决定。最后，才是会议的正名，根据以前和当时领袖们的判断，把正典与次经作一正式的区分。
  诸教会所采用的译本和抄本，对正典与次经均有区分。重要的抄本，如四世纪时的西乃抄本（Sinaiticus「Aleph」）及梵蒂岗抄本（Vaticanus「B」）从起初便包括全部的新约。叙利亚译本不承认约翰贰书、参书、彼得后书、犹大书及启示录为正典的一部分，直到第六世纪，才把这些书收入正典。
  若将主后前四世纪被引用过的书卷、书目及正典加以研究，便可知最为人争论及排除的是雅各书、犹大书、彼得后书、约翰贰书、参书及腓利门书。这些作品所以被忽略有下列几个原因：雅各书是写给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对好思索的希腊基督徒的头脑来说，较缺乏教义性。犹大书、约翰贰书、参书及腓利门书因内容简短，也得不到大众的留意。后三卷的内容也是私人或半私人性质的，所以不像他们其他大篇幅的着作流传得快。彼得后书一直到优西比乌的时代都有争论。它较少被引用，也是新约中，早期教父讨论最多的一卷。耶柔米（Jerome）说，教父们所以不立刻接受这卷书，是因为它的文体与彼得前书的差别太大。我们也许永不能确定，究竟彼得前书与后书表面上的差异，是否完全因为他用了不同的书记。不过，彼后原是为了应付紧急事件而写给一些住在偏僻的边境地区的人，这个事实也许能解释早期教会之所以对它不熟悉，以及它之所以在最初三世纪没有稳定的地位。
  从第四世纪开始，公认的正典便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改变。不过，从宗教改革时期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表示他们个别的意见。路德根本拒绝雅各书，主要是此书似乎与因信称义的道理不合。加尔文不肯定接受彼得后书。近代，研究历史批判学的学者，完全粉碎了正典的观念，认为新约正典与次经，甚或早期教父们的着作，分别只不过是时间上的迟早，在种类及本质上并无分别。这种结论会使新约失去一切客观的权威性，也使圣经真理普遍的应用成为了不可能的事。
  因此，正典不是任何人恣意判断的产品，也不是任何议会投票决定的。它的产生，是由于不同的作品在使用时藉着内蕴的力量，证明了本身的价值及统一性。有些书卷比别的较晚获得公认，有种种的原因：篇幅简短，收信地点偏僻，原是私人信件，作者隐名埋姓，或似乎不适合当时教会的需要等等。不过，上述任何的理由，都不能减轻任何一卷书启示的成分，或是它在神权威的话语中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