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的20个内忧

2019年即将过去，大家都似乎像过平常的日子一般，预备进入2020年。但作为一位从事历史研究的牧者，却带着淡淡地忧伤，原因有二：一是我们其实不只是从这一年到下一年，而是从一个时代到下一个时代，明显我们已经过完了21世纪的10年代，准备进入20年代;二是一个年代的结束，不只代表着每一个人都增加了一岁，而是每一个人都进入了下一个10岁的生活，比如：70后全部进入40至50岁，60后全部进入50-60岁，而60后则进入退休年龄。

作为牧者，我又多一些思考：进入20年代了，我所在的教会是怎样的一副样子?想到的是目前我个人所接触到的教会的问题，所以作出一点个人的反思。但我取题“中国教会”，是否太大?这应该是那些上层领袖所作的反思?当然同意，不过作为基层的牧者，相信也是可以发出自下而上的声音，这种来自“草根”的声音，可能对于上层领袖也是可以参考的方向。

文中，我用“有”与“无”作为对照，并不是一种绝对的分野，即“有”并非完全或没有问题，“无”也不是一点没有或一无是处。只是期待大家能够在已经“有”的基础上去反思所“欠缺”的方面。我写作的目的，当然不是无情控告，而是自我反省，因为我自己本身身处其中，若有任何置身事外的感觉，只能说是自打嘴巴。

基督徒自归主开始，就知道反省与省察的意义，因每个人在神面前无善可陈。我们同样不能只是奉行“家丑不可外扬”的错误观念，自省才能使我们面对现实、面对问题，以致不给自己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及掩盖事实的机会，促使我们能借反省而有机会悔改。

对于许多人可能认为并没有以上某些问题，也无需担心被“对号入座”了，我认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是可用。当然，我更希望读者能够自己“对号入座”，并谦卑自己靠主改变。

作为基层的传道人，以码字为业，写这种文章一定吃力不讨好，所以没计划讨好，只期待成为教会的警戒。

一、有牧者无牧养

全国两会统计，有教堂约6万座，圣职人员(牧师、教师、长老)1.4万余人，专职传道员约2.2万人。从发展来说，牧者的人数上显然有所增加，但对于教会的需要来说，问题仍然非常严峻。我们无法统计家庭教会的人数及牧者数量，但单就两会系统之下的教会来说，1.2万圣职人员和2.2万专职传道员去牧养4000万基督徒，平均每人需要牧养超过千人。当然，极其无奈之下，有人会说，教会义务传道人员(简称“义工”)远超过牧者人数，且许多牧养工作都是由义工完成。但在上个月，一位牧者跟笔者交谈时提到一个非常值得留意的事实：在许多农村的教会，讲台上讲道的义工是小学、初中学历，而台下听道的却有许多是高中、大学学历，试问如何达到真正理想的牧养?他补充说：有太多的年轻人从传统的教会中流失，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也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二、有讲台无供应

接续以上问题，6万多个讲台(仅为官方公布)起码需要多一倍以上的牧者去牧养，而教会的牧者人数远远不够，教会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危机更大。目前两会名下的神学院仅22所，每年毕业的人数不过千人。现状中许多小学、初中文化水平的传道人，且大多没有经过基础的圣经培训，更不用说正规神学训练。因此，在诸多讲台上，许多传道者所传讲的信息参差不齐，基督徒得不到生命的供应，产生许多“游离”基督徒。近年，成功神学为主要思想的“恩典福音”盛行于沿海城市的教会时，我们发现“恩典福音”只不过是集中表现且发挥极致，但其实成功神学的思想在目前多数的讲台上比较普遍。可以肯定，在世俗化影响下，拜金主义的驱动下，大多数基督徒忘却了“背起S字J跟从主”的教导，只想着信耶稣得平安、得健康、得富裕、得顺利。因此，讲台失去了基本真理的宣讲，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未得到真理的供应，所建立的就是“沙土”的工程。

三、有学历无学识

自1980年代开始，中国教会随着礼拜恢复，逐步有限度的恢复了文字事工、神学教育等。神学教育方面，仅有全国性的金陵协和神学院开设研究科，其余则是颁发本科文凭或专科学历。而全国基督教两会所设的留学渠道，也是万里挑一，能够出去留学的牧者是少之又少。因此，我们试着去想，若是中国目前三万多的牧者(包括圣职人员与专职传道)都是从“两会”系统下的神学院或圣经学校毕业的，他们大多数人仅仅就读2-4年就奔赴教会禾场，所持的学历仅为神学专科或本科，极少有机会继续深造。其中，不得不说的，神学院的文凭不被国家教育部体系下的大学所承认，所以无法进入国民教育的序列，以致在学业上的进深空间极小。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大多数牧者有基本学历，所受的只是最基础的圣经训练，对于目前普遍受过高等教育的80后、90后信徒的牧养，能否胜任，真是一个大问号。

四、有规章无规矩

在此，不得不钦佩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各地教会主要负责的教会领袖，他们虽然经历过几十年的不公待遇，但他们对于恢复后的教会建设着实贡献甚大。他们除了恢复教会礼拜、落实教产、建立神学院校、发行圣经赞美诗，还“白手起家”，给予“一穷二白”、宗派后时期的教会建立教会规章。第一波的教会规章的建立在1985年左右开始，直到1990年代基本完成，使得各地教会以《使徒信经》为基础，抛弃宗派观念，建立合一的规章制度，在基本信仰、崇拜礼仪、堂务管理、牧职按立、财务管理等方面，均有章可循。不过，我们又不得不说，由于文革影响，教牧传承中“一代人的缺席”，直到现在还留有后遗之症。

正在摸索中前进的中国教会，以60后为主体的教牧领袖，曾是80年代那一代领袖们的“天之骄子”，经过几十年的打拼，如今成为各级教会的主要负责人。但我们也同时看到不少危机，一些做惯了领袖的牧者，受了“官场”的影响，忘记了自己“仆人”的身份，以“领导”自居。同时，在某些地区出现教牧欺凌、牧职世袭的现象，更有甚者，还出现“教霸”问题。“一手遮天”、“一言堂”的现象比比皆是，许多年轻牧者有冤无处伸，或者默默承受，或者离职自谋出路，导致牧者不像牧者，教会信徒无人牧养。

五、有历史无史料

作为一位历史研究者，我有一个特别的担忧，就是今日教会发展迅速，但没有留下可供研究的历史资料。我们当然可以肯定，中国教会自解放以来，一定有可歌可泣的见证，其教会的发展堪称古今未有。但可惜的是，今日中国教会的各处教会，不管是两会体系，或是家庭教会，均普遍没有档案管理，更无档案室。暂且不说自1958至1978年的那段特殊的历史，就连恢复礼拜至今，几乎找不到详尽的文字史料。

我们当然可以对普遍学识不够、不善写作、没有受档案训练的60后牧者提出过分的要求，但我认为作为教会领袖的60后，完全可以将任务交给70后、80后牧者，以补前缺。我觉得非常担忧的就是连80年代教会所发生的事情，基本上都已找不到详细的资料。令人咋舌的危机，目前中国教会的历史，不只是文革时期是一个空白，可能再过几年我们都要为80年代教会的恢复用“空白”来叹息了。

六、有研讨无神学

关于神学研讨，两会体系自1998年开始，可算是“研讨”成风了。上至全国两会，下至某些县两会，每几年都会有各种主题的神学研讨。20年前的神学思想建设，到10年前的深化神学思想建设，再到5、6年前开始的“基督教中国化”，我们似乎看到中国各地教会在神学研讨方面成果累累，各种神学论文层出不穷，真有“形势一片大好”之感。

请允许我这位神学“外行人”作一些不合宜的批评。这么多年的神学思想建设，哪里有一本能够概括、提炼出真正属于中国教会的“神学大纲”，或一本“系统神学”?在大谈宗派后教会的优越性的同时，能否给当今世界教会贡献一份“中国特色”的神学，作为参考或典范?在“基督教中国化”口号下，5、6年之后的今天，是否可以有一个“中国化教会”的基本规范?在被称为“神学”院的高等学府里，一直没有一本专属于中国教会的“系统神学”的教科书，那学生们所学习的“神学”由谁来把关、由谁来规范?

所谓废旧立新、推陈出新，自1958年联合礼拜后的宗派后中国教会，到60多年后的今天还无法建立宗派后的中国神学，难道不是一种悲哀吗?

七、有道理无道德

对于中国教会的牧者来说，“讲道理”那当然是我们的本职，更可说是我们的“专业”。不过，我们却也发现，目前在讲台上所宣讲的信息总是有些偏重、有些忽略。比如：我们偏重于讲道德伦理，却较忽略于传讲基本信仰。当然，可能是因为讲道德容易引起共鸣，而基本信仰的信息则可能较为枯燥乏味，引不起大家的兴趣。

更令我们担忧的，已给教会造成极大影响的，就是在教会里出现极少数在道德上堕落的传道者。他们因受到金钱、权力、情色等方面的诱惑而跌倒，以致失去属灵的权柄。同时，他们的堕落成为教内外人的绊脚石，许多人因此而跌倒，对信仰产生厌恶，信心变得冷淡。更是令人纠心的，是教会因为相关的规章不健全，加上一些人情世故的影响，出现包庇犯罪者的个案，导致信徒对于教会领袖失去信任，造成信徒流失。

八、有人才无平台

虽然中国教会的神学院所能颁发的文凭不高，但不代表没有人才，反而在近40年的历史中可算是人才辈出。但问题是人才出哪儿啦?当然，有一批人才正在他们领导的岗位上，因为他们原本就是那一时代的人才。但我相信教会不仅仅只是这些现在正在位置上崭露头角的人才，还有许多人才流失了，或没有被善用。

按类型分，教会的人才可以分为管理型人才(行政)、学术型人才、教牧型人才、事工型人才等等，但就目前教会普遍的岗位来说，大概比较多的是管理型和教牧型岗位。因此，首先可以看到，许多教牧回到教会，大多进入教牧岗位，不管适合不适合，不管愿意不愿意。其次，教牧想要晋升，可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进入行政圈，成为管理者。再次，有些事工型的人才在教牧服侍中寻找到事工的突破口，才能给自己找到正确的定位，不然就只能在不合适的岗位勉强维持。对于学术型的人才，除了鲜有几位能够幸运地进入神学院，得到教席，大多数就只能将学术作为自己的一个梦，没有平台成为他们永远的痛。

但实际上，就算是在神学院有教席的学术型人才，似乎除了应付日常教学需要之外，教会领袖层面也鲜有专门立项及提供专项的资金，以驱动他们进行学术研究并将成果出版问世的。在“士为贵”的中国教会，“屁股决定脑袋”，官僚现象尤其严重，“领导”认为的人才才是人才，其他人才都是低人一等，人才的出路在哪里?笔者有限的智商无法找到解答。

九、有圣经无真理

2019年为《圣经·和合本》发行一百周年。该译本其实是诸多中文译本之一，但它却几乎成为中国教会基督徒唯一《圣经》。因为在中国基督徒眼中，《圣经》不是《吕振中译本》，不是《新译本》，不是《当代译本》，而是《和合本》。而且，每位基督徒所背的经文，都是取自《和合本》，且认为一个字都不能改。背错一个字，就认为是犯罪了。在牧者中间，也尤其以熟悉《和合本》为傲，有些牧者将圣经某些经卷背下来，在宣讲时口若悬河，总能引起弟兄姊妹的啧啧称奇。

但我们知道熟悉圣经并不代表了解真理，会讲圣经不代表传讲真理。今日教会有太多在真理上偏差的，甚至进入异端的，并不是不了解圣经，乃是错读圣经，不了解真理。可惜的是，许多信徒被极端、异端所迷惑，其中一些广为称道的，就是“他们也讲圣经”，“他们的牧者圣经很熟悉”。

十、有人数无质素

至2018年，官方统计中国基督徒人数达4000万人。暂不离更大数量的估计，这官方的数字已然是中国教会空前复兴的表征。对于基层的教会来说，也经常很醉心于告诉来访者自己教会的人数，甚至有高举人数的牧者，大谈人数对于教会发展的重要性。我当然部分同意人数的重要，但我认为教会的发展一定不只是看人数。切不要忘记主耶稣的话，“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太22：14)。主耶稣更看中的是被召者成为真正的门徒，而不只是凑凑热闹的、呼叫“主啊，主啊”，却不遵行主话语的跟随者，也不想看到只是为了“吃饼得饱”的拥戴者。

笔者曾经对于自己老家的教会做了一个笼统的计算。一般来说，参加聚会人数是被计算在名单内人数的三分之一(甚至有四分之一)，热心基督徒(参与教会各种学习、服侍)大概是参加聚会人数的三分之一。就一间有1000人的教会来说，参加聚会人数大概仅为300多人，而热心基督徒曾只有100人。因此，我们若将这个数据放到4000万人中来看，大概真正热心的基督徒只占了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先不谈热心基督徒的知识水平，从比例上就已可以看到教会的危机。

十一、有聚会无成长

自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教会除了每周主日(安息日)的聚会以外，周间还会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包括祷告会、查经会。一些特色的聚会，如青年聚会、弟兄聚会、姊妹聚会，夫妇聚会、老年聚会。也少不了有为孩子们预备的营会、ZR学。还有每年几次的培灵会、奋兴会。可以说，目前教会只要你愿意做，基本上都能找到聚会的理由、主题。所以，在许多教会中，出现不少热心的弟兄姊妹几乎一个礼拜内没有一天空的，都在教堂里参加聚会，甚至在浙江沿海一带还出现一群专业的培灵会听道者，四处参加聚会。

不过，我们知道，参与教会聚会多，并不一定生命就成长。在教会中，有不少人看似很热心，但因为接受了许多错误的信息，以致他们可能对某些圣经经文很熟悉，对真理却仍然一窍不通。有些人因为在教会里混得熟了，听到各种各样的消息，对于教会、牧者了如指掌，但由于片面的认识与个人的偏见，成为各种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值得一提的是，今天中国教会的基督徒阅读习惯与阅读能力的欠缺，导致许多信息都是“道听途说”，对个人、教会百害而无一利。

十二、有文字无文宣

文字事工历来是教会的一项重要服侍。从圣经时代直到教会历史的任何时期，基督徒的牧养，信仰的传承都离不开文字服侍。对于普通信徒生命的成长来说，除了每主日及其他聚会中从牧者分解的圣经信息中领受真理，更重要的是在阅读圣经、阅读属灵书籍中汲取属灵的“灵奶”。然而，令我们觉得无比担忧的是，中国教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文字事工上进入“沙漠”。当然，并不是完全没有，而是指所开展的文字服侍，根本达不到牧养信徒的作用。

自1979年教会恢复至今，中国基督教只留下一份由全国两会发行的杂志《天风》，一份提供给函授学生学习的《教材》(原称《函授教材》)，一份提供给教牧阅读资料性杂志《讲道集》，还有一份具有学术代表的《金陵神学志》。但是，其他三份具有特殊阅读对象的杂志外，《天风》的受众虽然是普通基督徒，但事实上它的阅读群体仍然是以教牧领袖居多，并未扎根至教会基层。由于电子媒体的影响，《天风》的订量(不到10万)也是逐年下降，根本谈不上以文字牧养信徒。

另外，近40年来，有少数的牧者参与文字服侍，写了少数着作，成为各地教会的祝福，然而一个严重的事实就是大多数牧者未担负起文字服侍的责任。

十三、有学院无学术

中国教会目前有两会办的神学院校22所，家庭教会的神学院则无从计算。诸多的神学院，给予教会培养了不少教牧人才，在基层教会里服侍。虽然远远无法达到牧养教会的需要，但这种算是科班出身的教牧，在基础的圣经与神学训练上还是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然而，就单单在两会的神学院校，除了金陵协和神学院之外，其余均没有颁发相关的学位。甚至说得不客气一点，有些神学院校的教学设置与教学水平，仍然处在培训班的级别，达不到正规学院的要求。而就神学院的老师来说，相信有一批非常优秀且专业的老师，但这些优秀的教师却无暇顾及其本专业的研究，以致在神学学术方面缺乏成果，更没有出现能够为教会代言的神学家。

十四、有口号无知识

受到世俗的影响，很多教会领袖将自己视为“领导”，忘却仆人的身份。由于过多的行政会议影响，教牧领袖缺少灵修、祷告，无暇用心预备讲章，以致在讲台上所传讲的信息大多变成一种“报告”，其勉励成为一种“口号”。这明显是一种悲哀。

在基督徒中间，信仰与生活明显脱节，属灵的口号喊得很高，在真理的知识上却处于无知的状态。比如：“为主而活”、“全心奉献”、“见证主名”。同时，许多基督徒受到世俗影响，受到民间信仰的影响，以致信仰停留在“迷信”状态。许多人因为对真理无知，不切实际地高喊口号，以致信仰成为一种束缚。

十五、有外貌无实意

保罗曾经提醒提摩太要躲开那些“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提后3：5)的基督徒，这对于我们今日的教会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危机。在教会领袖中间，我们听到弟兄姊妹反映某人生活上没有见证、信仰上失去立场，却仍然占着教会的领导地位，然而他们在讲道、祷告时却摆出一副敬虔的样子。但许多知情人却很了解他的底细。

在基督徒中间，也不乏有一些学了一套教会的“属灵”语言，学习外表的礼仪，却在属灵生命上与主未建立关系的“宗教徒”。有些人本意并不想欺骗人，只是在教会生活被潜移默化。但有些人则另有目的，用一套外在的敬虔去欺骗弟兄姊妹，以达自己的目的。这明显成为教会的隐患。

十六、有权力无权柄

这一点还是针对教会的领袖来说的。保罗曾经提醒说：“初入教的不可作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提前3：6-7)教会历来对于领袖的要求就是“教内外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徒6：3)。这样的人在担任职份后，除了有权力，更会有属灵的权柄。

但在教会领袖中，有不少人不是牧者，他们是信徒中被提拔出来的领袖，在教会里不一定有很好的信仰基础，可能是因着某种特殊的原因而被提拔的。他们被提拔后，虽然有了权力，但不一定有权柄。但若照着教会正常的程序，一位教会领袖应是长期在教会中服侍，在教内外有好名声，是有口皆碑的真基督徒，成为领袖之后，即有权力更有权柄，对于教会明显是很大的祝福。

十七、有金银无能力

21世纪的中国教会，随着国家经济能力的提升，基督徒在经济方面均有提高，同时教会在经济上也算空前的“富裕”。许多教会在20世纪末或21世纪初完成了基础建设，教会在财务方面大多均有盈余。在教牧的薪金方面，虽然不能与社会上的基本工资水平相比，但也有极大的提升，至少能够供给牧者基本的生活所需。

但我们同样看到教会遇到空前的危机，就是有金银之后缺乏属灵的能力。我们似乎不能像彼得那样宣告：“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徒4：6)在此，我并不是否定教会没有行神迹的能力，我相信各处教会依然有神迹出现。但我却要说，就算有神迹出现，本身也不是基督徒(包括牧者)有能力。对于任何基督徒来说，没有能力是一种恩典，更能彰显主的能力。在这里，我说的“无能力”，更是要指出教会失去“耶稣基督”。很多时候，牧者被主所用行了神迹之后，就被高举，从而忘记将荣耀归给神，以致神迹本身没有荣耀神，反而未能成为教会的祝福。既然，我们都是没有能力的，就只能永远高举“耶稣基督并祂钉S字J”，因为祂是我们的能力与荣耀。

十八、有雄心无胸怀

又回到教会领袖身上，这不代表我对他们有特别的偏见，而是因为他们站在高度，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特别显眼，所以必须冒险指出来。我相信，许多领袖在最初上位之时，带着雄心壮志，希望能够被神所用，成为教会的祝福。但在位久了之后，我们发现领袖开始容不下异见人士，过分运用行政的权力，造成一些伤害。我始终相信有些领袖并不一定清楚自己是陷入了“无胸怀”的状态，反而可能自认为出于大局考虑，不让“害群之马”遗害教会。

有意思的是，在未上位之前，牧者也曾批评当权的牧者过分地专制，还提出领袖“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的建议，但他自己上位之后却不知不觉间走了原领袖的老路。接纳异见人士、倾听不同的声音，真是很重要的素质。我们知道，所有“衷言”都是“逆耳”的，也要相信，“衷言”是为教会、为主，而不是为个人。出于个人利益的“大局”而对付异见人士，不如出于爱教会、爱主的缘故接纳异见人士。

十九、有同攻无同工

教会越来越体制化、专业化之后，也逐渐产生教阶的现象，大有“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状况。原本，教会应该有规矩、有次序，但若过分体制化之后，就容易出现一些延伸而来的问题与危机。特别是位置与薪金、奖金、福利、地位挂上关系之后，牧者及领袖就开始为着个人的这些利益而从原本纯粹的同工关系演变成“同攻”的关系。原本单纯为主、为教会而服侍的，很容易参杂着私心，甚至为达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

我们可以肯定，这一定不应该在教会里发生，但我们却要说，这事却在教会里经常发生，成为一个事实。同工关系不再单纯，每个人都设一道防御墙，对每个人所说的话都要分辨一下是否会被“套路”，对自己所说的话真要考虑再三免得成为他人的把柄。在事工方面，大家几乎失去了同心一意去发展事工的动力，而忙于应付内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担心多做多错。这是何等悲哀!

二十、有特色无文化

我们知道，每个教会都有其特色，因为它所在城市特点、信徒群体的特点、教会牧者的特点，都会直接影响着教会的文化。健康的教会文化，一定是随着真理的宣讲，基督徒的生命被真道所感化，生命中越来越散发着基督的馨香之气，使得教会的文化越来越基督化。然而，今日教会的文化是否基督化?恐怕是值得我们所反思的。其中，教会牧者(特别是领袖)对于教会文化的建设起到特别大的作用。我们当然相信圣灵在人心里动工，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人的个性特点、信仰状况、政治立场、文化素养会影响着教会的文化。

在浙江教会这么多年，经常听到杭州、宁波、温州教会的不同文化，其中提到杭州注重圣乐、宁波注重祷告、温州注重讲道，相信这是文化的表现之一。但我期待我们任何的教会都能够建立基督化的文化，以致基督徒能够在真理上持守、在信仰上扎根，使得教会均能够回到合神心意的道路上。

总结：进入20年代，我写这么多让教会领袖“生气”，让牧者“不悦”，让信徒“伤心”的文章，目的并不是为了揭伤疤，而纯粹是一种反省。我个人愿意承担因写这篇文章而来的后果，但我却更是期待教会能够真正反省，特别是给身居高位的领袖们一种提醒。我们既然认定自己是神拣选的器皿，就请回到自己的本位，去用心建设中国的教会，不要为名、为利而忘记使命。你我一切世上的位置都是暂时的，一切的利益也都是暂时的，最终都要向那位呼召我们的主交账。

遥看百年前的中国教会，有过一场场大复兴。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会在面临非基运动的同时，许多外国留学归国的基督徒菁英在教育、医疗、政治等领域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复兴，从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为中国社会贡献力量。我相信教会的问题虽然诸多，但始终是神带领教会走前路，牧者都只是神伟大工程中的一位“同工”。神带领百年前的教会经历大复兴，相信百年后的教会仍然在神的恩手带领之中。作为神的“同工”，百年后的20年代，中国的基督徒是否能够承继百年前圣徒的足迹，为教会新一轮的复兴贡献力量?我们在反省中祈求圣灵的工作，并预备自己成为下一个时代主的“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