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约综览之第六章

第六章  福音书的文学性质

  若把基督教当作一种的运动，它开始于它的创始人和元首耶稣基督的位格与工作。除了少数零碎片断的记录外，有关耶稣生平事迹的可靠记录，只能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卷福音书内找到。这四卷从教会历史的早期，即被接纳为正典了。虽然还有其他许多福音书，原意想记录一些四福音没有记载的有关耶稣生平事迹，但是都被称为次经福音，这次经福音通常较迟才成书，而且可靠性也颇值得怀疑。它们提供的资料，大部分在正典的幅音书已有记载，而所补充的材料，则显然是属于传说及虚构之作。此外，所用的文字，更表明多半是为着支持某些教派的看法而写，此等教派，并不代表基督教的正统直系，而只是其分支，有些甚或是一种叛逆。
  他提安（Tatian）是一位生于主后二世纪（主后一七＃年）的叙利亚基督徒，他从福音书所有的资料，编成第一本的福音书合参。虽然他必定知道其他次经的着作，但他采用的，完全限于四福音。里昂（Lyons）和维也内（Vienne）的主教爱任纽（Irenaeus；约生存于主后一八＃年）。曾发表一项有关福音书的奇异理论：
  「福音书现有的数目是最适合不过的，多些不合，少些不成。我们生存的世界里有四个地区，也有四种主要的风。教会既分布于全世  界，而教会的『柱石和根基』是福音书和圣灵；他实在适合需要有  四根柱石，从每一面吹出不朽的精神，叫人活泼复苏。」
  爱氏相信福音书只有四卷的理由未免过于牵强，但是，即使这些理由没有科学根据，上下文却显示在爱氏的时代，已经有人怀疑福音书所记录的内容，然而他本人却激烈地维护圣经中四卷正典的福音书之真实性。他强调说：
  「但是，只有这几卷福音书是真实可靠的，我们不能把这数目有所增减，这一点，我已用了很多论据证明了。」
  这样看来，不论是根据内在或外在的证据，四福音无疑是自成一家的。
  本书研究四福音之方法，是把它们当作四本独立的着作，写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针对不同的读者。显然在初次问世的时候，读者是把它们分开来读而不是当为一本完整着作的不同部份研究，而且每卷的作者与读者皆认为书上所述的内容，已能完全达到其写作目的。自教会在五旬节开始，直至第二世纪中叶，还未有基督生平事迹合参，各福音书似在当时罗马帝国各地分别独立的流传。虽然福音书的运用与传递，早期的教父很少特别提到，然而，根据引句的性质与次数，以及从教父着作中仅留的蛛丝马迹来看，亦可证实这种想法。
  福音书本身并未承认完全述尽耶稣的言行。相反地，其中约翰、路加两本曾明显地否认这个可能性，而其他两本亦有同样的暗示。约翰指出「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约廿30）；路加也承认「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路一1）。马大指明他所写的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太一1），马可则称他的作品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可一1）。各福音书皆因作者记叙之目标不同而取舍有异，但就各作者的意图上来说，可谓完整的达到了。
  各福音书虽各有不同，但在次序、内容和词句上却非常相似。不少有关基督生平的事迹，四本福音书均有记载。其实这也是很自然的，它们既然同是描述耶稣的生平事迹，那么主要特色的叙述与取材在基本上自然也是相同的了。
 
 符类福音的问题
  不过，在内容及表达手法上，前三本福音书有较密切的关系，因此常被称为「符类福音书」（Synoptic  Gcspels）。synoptic一字从希腊文syn（意「一起」）及optanamai（意「看」）二字而来，因为他们对基督的生平有共通的看法。这种相互关系，构成所谓符类福音书的问题，简单来说是这样：
  假如这三本福音书的资料来源，及情节发展是绝对独立无关的话，它们为什么会这样相似，甚至根多地方在措词上也如出一辙？反之，若它们在字面上如此雷同，又怎能成为主耶稣基督言行的三种来源不同的见证？我们不应忽略或隐蔽上列这两个问题，根需要采用最好、最合理的假设来剖释事实。然而，当我们仍缺乏更多妥当证据的时候，便不应当以为自己已得了一个最终的答案，也不应满意于一种纯粹自然主义的答案，以免与福音书的来源，或圣经的其他任何部分的教训不符合。
  有些经文常引起这个问题。如马太福音八1～4，马可福音一40～45及路加福音五12～16记载医治麻疯病人的事迹便是一个具体的例子。三处都记载同一件事，其中的情节相同，连对话措词也几乎一样。每卷都以不同的句子作引言，以配合叙述的上下文，但其中耶稣的话则几乎一样。
  至于语句上的雷同又怎样去解释呢？三人各自写作，怎能够在语辞上有这样精确的吻合？假如两张考试卷像符类福音书般的互相吻合，老师一定会怀疑考生互相抄袭或有勾通之嫌。那么福音书的作者是否互相抄袭呢？他们是否采用同一的来源？或是互相合作过呢？
 
 建议的答案
  关于这些现象，不少人提出他们的理论作解释。这些理论大概可以归纳为三种：即口头传说论、互引论及文件论等。虽然这三个理论不是每个都正确，却各有某些优点。
  三者中，「口头传说论」（oral  tradition）流传最早，因为早期教父们似乎采用这理论。帕皮亚（Papias）曾指出：「马太起初是以亚兰文，（希伯来人的一种方言）记录耶稣的言行，各人按自己的理解力去解释。至于当彼得的书记和译员的马可，则尽他所能记忆的，准确地写成马可福音。不过，他所记叙的言行，并不一定依照原来的次序的。」爱任纽（约主后一七○年）亦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路加是由保罗传道所叙述的，笔录下来编成路加福音。同时，他又认为第四福音（译者按：即约翰福音）的作者，就是在最后晚餐席上靠着耶稣胸膛那位门徒约翰。
  然而，教父们的解释并非完全无误的。在耶路撒冷被攻陷至爱氏工作最高峰的一百年间，教会正忙于传道及维护自身之安全，自然不大注意有关福音书作者的细节问题了。不过，帕皮亚和爱氏都是最早能直接指证福音书作者的人，因此，我们绝不能未经仔细研究，便拒绝他们的证据。
  就上述所说，他们都认为福音书的作者要不是对耶稣的工作和教训亲身的经历，就是多次从某些使徒听到福音的内容才照样记下来的。这理论假设有关耶稣的事迹，是先经过搜集、整理、再记下来，最后以相当固定的形式口述出来。
  有几个因素使这说法看来似有道理。首先，我们可以肯定：在这福音尚未笔录之前，早已为使徒们传讲了。使徒们要向百姓宣扬耶稣一生的重要事实时，必须始终一致，当他们遇见了新听众的时候，或要教导信徒的时候，也必须重覆，因此这些故事的形式便逐渐趋向具体化，经过了无数次的反覆申述，有关耶稣的事迹也就固定不变了。当保罗提到他已「领受」而又「传讲」的信息时（林前十五3：加一11），他的含意是说基本的核心事实是不能更改的。他并没有提及使用任何文件。在保罗传道的期间内，这些文件可能尚未普遍的出现，不过在提后四13他提到的「书」和「皮卷」，也许包括了一些经卷。有关耶稣生平的记述，在尼禄王施行大迫害（主后六十四年）前很可能已经流传了。
  第二是「互相依存」（mutual  interdependence），这是认为其中两本福音书乃取材自另一本福音书的说法。如果要用这短短的篇幅来逐一介绍提出过可能的理论，恐会徒劳无功。这理论若被接纳的话，那两本抄自另一本的福音书，就会失去其独创性。虽然，古时候的人不受版权法律的限制，认为任何现成的文件都可以随意引用，可是我们却很难相信，他们会盲从而不加选择的互相抄袭。
  再者，举例说，马太如果抄自路加，为什么马太中的记载，先后次序都大异于路加，又删去了许多见于后者的资料？对于写作的次序，或对某现象的解释，没有两个学者能够完全同意。而这些互相矛盾的理论，足以证明这假说是不可靠的。
  目前最流行的理论「文件论」（documentary  hypothesis），即推断马太与路加同以马可为基础，再加上参照称为「Q」的耶稣的语录。「Q」是代表德文Quelle一字，意谓「来源」。研究福音书的学者发现马太与路加在编排上适异，而马可的内容却几乎全部被收纳于以上两书中。虽然马太与马可有些地方会一致与路加不符，而路加与马可亦有些地方与马太不符，然而，马太与路加却不会一致的在某些地方与马可不符。假若他们曾经独立地使用过马可的话，就可能会有这种现象发生。
  马太及路加均记载了一些演说，如登山宝训：这些演说在马可福音并未出现，因此学者们便假设另一种资料，「Q」的存在。支持这「Q」说的理由如下：年代相当早的蒲纸文件中有耶稣的言论集，而且采用这种资料的现象，与所说采用马可福音的假说一样。
  伯纳·斯垂特（Burnett  Streeter），对这理论做了进一步的推理。他认为资料有四，包括「M」文件——即马太福音中特有的记载资料及「L」文件（proto-Luke），或「原路加文件」——即路加私人研究的成果。第一、三本福音书（译者注：即马太、路加）是出自这四种来源的，而来源之一的马可福音，则单独保存了下来。
  「文件论」虽有道理，却也有它的一二漏洞。首先，它忽视了福音书在实际写作期间，作者们有互相接触的可能性。马可在耶稣出生时，即已居住在耶路撒冷，直到教会初期，主后四十四年，希律亚基帕一世的时代（徒十二12）。此后，马可会探间在叙利亚安提阿的教会，并与保罗和巴拿巴同工，向外邦人传福音（十三4～5）。他一生经常与教会的传道者来往。
  关于马太的事工，现在还没有确实的资料可做根据。当马可居住在耶路撒冷时，马太也可能有一段时间在那里，因为直到司提反被杀及教会跟着受BP之后，使徒们才离开耶路撒冷（八1）。
  不过，应注意的是，早期教父引述福音书的地方，与马太福音最为符合；可见很早时，马太福音在安提阿已为人所熟悉。
  稍后，路加与马可、约翰相识，因二人的名字同在歌罗西书（四10，14）及提摩太后书（四11）被提及。当保罗在罗马被囚时（约主后六十至六十七年），二人与保罗曾有密切的联络。路加自己也可能在安提阿居住过，因他对这城市表示相当浓厚的兴趣，而且有一手抄本在使徒行传十一28用了第一人称复数代名词，表示作者（译注：路加）也是参与行动的人。
  以上的事实，虽然不能肯定地证明符类籍福音书的作者在他们所记的事情上，曾事先商议过，却说明了当时可能有一种共同的遗传，藉着个人的接触传予福音书的作者，而且被当为教会一般的信息传递下去。许多符类福音中相同的地方，可能是因为传讲耶稣的故事时，曾被此交换资料及重覆应用；而作者个人的研究和兴趣，却可说明它们相异的原因。再者，新约其他地方亦有传讲基督的证道记录（林前十五1～11；加二2，7）这些偶然提及的经节，也有助于证明当时有共同资料的存在。
  至于「Q」语录的问题，直至现在还未有发现这假设性文件的痕迹。甚至提倡文件论的人也认为它并不是一本福音书。无疑的，很早的时候已有了耶稣语录的存在，因为有些已在蒲纸卷中发现。但直至现在还没有确据证明这内容不明的书卷独立的存在。
  近年来，学者们企图在这些文件资料的背后，追溯材料的来源。形式历史派主张这些资料的来源，是耶稣的轶事，及他的门徒个别零碎地传下的耶稣的教训。这些事迹可以归纳为几类：神迹，警句，造就性的善行故事，及耶稣晚期受难故事一类的历史记述。根据这理论，这些传记式的事件收集之后，被编入作者拟定的构架中，交织而成一篇故事。而这篇故事要不是成为一种福音书的资料，便是福音书之一。
  形式历史论（Formgeschichte）把我们带回到口头传说论理，但把这种口传当作是支离破碎的片段，而不是耶稣生平事迹有系统的陈述。无疑地，很多耶稣生平事迹与他教训的一言半语曾被用为例证或讲道的经文，而一般人也因此不知道其历史背景，不过与其说这些故事可能是片语零散之回忆偶然地编集在一起，他们也同样可能是从当时流传的历史故事中抽出来的。自从基督教开始讲道以来，信徒向人介绍耶稣生平事迹，叙述时必然有些合理的次序。
  以上简单提起的理论，没有一种能够充份解释福音书的来源。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才有办法提出一个完满的答案来解答一切有关的问题。不过，有些事实似乎是合理的、可靠的：
  一、马太福音代表了马太替耶稣教训作成笔录，而故事的大纲与马可相似，有些地方一字不改。这相似的原因，可能因为两者均根据同一的流传和生活上的接触，同样也可能应用某种着作。
  二、马可福音代表了传扬耶稣故事之时采取的主要路线。它的作者在基督教会的开始已与众使徒有交往，而写书的时候，一些使徒仍然健在。在很早的时候，它本身虽然不一定已经成为文件发表，但内容已为人所悉。
  三、路加福音代表了保罗的旅伴路加的独立记载。成书于第一世纪的七十年代，而作者在书中同时采用了使徒信息中故事的大纲及自己研究的结果。路加福音中记载的比喻及神迹之中，很多与马太福音不同，而且甚至耶稣教训的编排也不同。假如路加和马太均用同一的「Q」语录，其中一位一定是任意改变「Q」的次序了。也许，马太把「Q」的教训分类的安排一一一例如：登山宝训（马太五至七章），而路加则随后把「Q」语录中的教训分散在自己所作的福音书中。较合理的假设是：路加也许亲自会与马太会面，或是他书中耶稣言论的记录，是直接从亲耳听讲的人，或是传道的使徒们得来。
  这问题的其他方面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中一个是写书的日期与出版日期可能相隔很远。举例来说，马太可能在耶稣在世时收集他的札记，但可能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才编成书本的形式公诸于世。假如是这样的话，在此期间，他的资料可能被他人所采用，而最后的形式，也不一定与先前的鬼集品相同。
  这些不同的个人记录最后的形式，是受了当时主要的传统所影响，而且也与作者用这传统来解决个别的需要有关。为着用耶稣的教训来解决当地的需要，以及适应个别的目的，福音书之间便会产生差异。作者们可以将同一个故事放在不同的构架上，也可以正确地用它来应付不同的情况。不过，由于这些文件本身没有任何严重的矛盾，记叙上下吻合之处便也无伤大雅。
  我们应当认为四福音已忠实地试着把耶稣生平事迹整理出来，以作训导之用。无疑的，它是使徒们信息的核心，因为它出现在彼得五旬节的讲词（徒二22～32），以及哥尼流家中的讲道中（十36～43），也出现在保罗在彼西底的安提阿的讲词中（十三23～33）。符类福音书的作者们绝不会知道这一种「口传」；其实，路加福音的序言便暗示了作者通晓「照传道的人」（路一2）所传的事。虽然「口头传说论」不能解释整个符类福音的问题，它却是值得我们更多注意的。
  最后，应该提一下四福音作者们的目的。尽管他们可能拥有很多相同的资料，他们使用的方法却不同，而且他们也随着圣灵的引导，把它们组合成不同的构架，作者之间的差异。正好说明它们彼此间互无关系；而相同的地方，则反映出一种共同的资料来源，共同的写作题材，以及神同样的默示。